【按语】香杰新是广东近年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主要以童话来表达环保主题，代表作品有《嘟嘟小猪肥》（2014）、《愤怒的鱼儿》（2015）等，而《雨水滴答滴答，石头开满花》（2016）和新作《东江谣》（与谢莲秀合著,2021）则是他以童年视角描绘东江流域尤其是东莞世俗风情的长篇小说，在广东文学长廊中面目鲜明，值得深入挖掘。本文以《雨水滴答滴答，石头开满花》（以下简称《石头开满花》）为对象，探讨作品中一群孩子的精神成长及折射出来的乡城蜕变，从一个侧面反映改革开放前后珠三角城市的格局变迁。
每部小说都是我的自传。——安伯托·艾柯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精神成长地，而这成长地往往是难以割舍的家乡。作家以精神成长地为小说叙事的背景，既是感性选择，也是理性选择。因为与创作本身一样，所有的“精神成长”，既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创作的“感性”会自动推着作家滑向潜在的情感湖泊，而创作的“理性”表现在：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认识到，只有写自己熟悉的、有感悟的生活，才能最大程度释放创作才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必须直白地描写他的生活，他也可以用变形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是显例。
一、少年视角下的边缘现实
其实，“现实”（Reality）并无所谓的“中心-边缘”之分，当它作为一种与人无关的客观存在时，尤其如此。东莞可园主人张敬修（1823~1864，字德甫）就写过很多首反映这种客观存在的五言诗，诗歌的主角是他素所钟爱的“兰花”——“当门或见锄，纫佩亦相媚。岂如空山中，开落了无意。”联想到兰花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寄托情思、标榜孤洁的物种，就算长于“空山”，开落“无意”，也不过是文人寄托情感的工具、品格的化身，与我们前面所说的“客观存在”还是有不小的距离。
在文学世界里，作为纯粹“客观存在”的“现实”几乎是不存在的，几乎所有的“现实”都是经过人的耳目甄选、情感过滤的“心理事实”。而“客观存在”一旦经过小说家的情感“点染”变成“心理事实”，也就打破了客观存在的本来秩序，并在小说家的情感世界中重新排序，这就有了“中心-边缘”的区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重新审视香杰新小说中那些看似客观的自然事物，也就会有新的发现。
《雨水滴答滴答，石头开满花》开篇就写：“我们村子四面环山……连绵不断。据说有先人曾经徒步七天七夜，仍然只在山林深处，没法子走遍这山野。”（第3页）这固然是对客观自然环境的描写，却更多揭示了与“纯粹客观”相对应的“心理事实”——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山野之中，无论是思想、情感还是日常生活都围着“几十年如一日的鸡狗鹅鸭”（第177页）打转，这就与后面渐次浮现的城市生活形成了“边缘-中心”的对比，因为在小说中，几乎所有人最后都以向城市生活靠拢为人生追求，他们生活的乡村也越来越像城市。因此，这部小说也是一部关于乡村向城市蜕变的寓言。
（一）边缘城市。虽然《石头开满花》没有特别指明故事背景是哪个地域，但从其描述的地理方位和世情民俗来看，这无疑是改革开放前后的东莞。改革开放前，东莞只是一个普通的农业县，“那个年代缺少电视、报纸”（第16页），信息较为闭塞，外面世界的最新消息和时尚物事通常经由两个渠道传递到“我”（即狗仔）所在的山村：一个是村民进城（主要指广州省城），一个是“香港佬”（从东莞移居香港的亲属，第31页）回乡。因此，凡是能给乡村带来新消息和新物事的人都是格外受人尊敬的，比如黑权的叔叔因为进省城住过招待所，坐过火车和“不吃油的车”（电车），在祠堂里被“里里外外”围了五六圈，令全村老少“艳羡不已”（第140~141页）。“香港佬”更不一样，他们来自“那个在我们梦中恍如天堂的地方”（第174页），哪怕是把“家人不穿的旧衣服”带给东莞的穷亲戚，大家照样认为“简直是奢侈品”，“非但没有介意，反而非常期待。”（第32页）邻里乡亲迎来送往，“浩浩荡荡几十人”，“那阵势，不亚于古时候郊迎朝廷大官。”（第33页）
可以说，东莞大规模城市化前的早期区位是由广州和香港两座城市共同界定的，它当时既称不上城市，也不能说是纯粹的农村，它是周边大城市的边缘性存在，处于乡村向城市转型的过渡状态。这样的状态与少年的成长视角几乎是浑然天成，因为两者都在经历成长的阵痛和无数的未知，甚至这“未知”还包括某座城市会横空出世，代替香港重新界定东莞的区位。这座城市就是在小说末尾像新大陆一样突然冒出来的特区城市“深圳”。
（二）边缘生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莞是“边缘城市”，这一界定不仅仅是因为它缺少高楼大厦、“不吃油的车”、从香港进口的巧克力饼干、牛奶软糖和洋罐头（第123~124页），也是因为这里的生活伦理与城市存在重大差别，比如在狗仔的村子里，“村民相互比较谁家房子高矮大小，比较谁家的猪壮牛弱，较之相互论钱财多少要来得重要”。因此闲暇时“谈论谁家建了新房子，谁家的猪准备出栏”（第16页），就是村民日常生活的中心议题；而从小说主人公“狗仔”的家乡“一跨出崎岖山路，比如到了公社特别是到了县城”，许多在乡村理所当然的事“可就异样”了（第116页），比如在乡村“名字叫得越贱，命格就越硬”，“越是贵气”，到了城市，“猪仔”“狗仔”“大锅”之类的小名就“成了笑柄”（第117页）。
“生活边缘”是由“城市边缘”的区位决定的，但任何边缘生活都能找到自己定义的“中心”，比如公社集市（第125页），这里有书店、冰室和茶楼，是乡村少年的乐土，在趣味功能上足以与省城和香港媲美。只是随着少年逐渐长大，这样的乡土“中心”终究会暴露自己本质上只不过是“城市边缘”的现实。因此非常有意味的是，肥灿告诉少年伙伴们，自己要“跟随父母移居香港”的时候，也是在公社集市的茶楼上。“集市”还是那个“集市”，并没有什么变化，惟一的变化是——少年们长大了，他们开始用准成年人的心思来重新认识“中心”和“边缘”，让他们在价值阶梯上重新排序。标志着这种心理变化的生命事件就是——“我们几个小伙伴，平生第一次喝酒，第一次抱在一起哭了起来。”（第168页）。“酒”和“泪”的组合，是少年告别懵懂往事的加冕礼，是少年告别乡村跨入城市的饯行礼，也是少年人走向成熟的分水岭。
（三）边缘心理。与“边缘城市”和“边缘生活”相比，“边缘心理”是更深层次的“边缘”，它在根本上由城市和生活“边缘”产生，但又很容易强化前二者的“边缘意识”，形成一个消极的闭环。比如全叔“聪明，用功，成绩好”（第98页），大家认定他会“成为我们村子的第一个大学生”，但他高考前因为父亲摔跤丧失了劳动力，就必须辍学回到村子，“挑起锄头粪箕”“赚工分”（第7页）。对大队书记来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个样子，啃山刨土”，这是“天注定的”（第98页）。“为什么我们一生下来就只能放牛莳田拿工分，而不能生活在每晚有电影看有商场逛有不吃油的汽车坐的城市？”虽然全叔也“常常想”这个问题，但总是想不明白，也不知道谁能主持这个公道。当他被迫接受眼前的现实，他的“边缘心理”就形成了。
“边缘心理”的突出特征是：第一，意识到自己所过的是一种“边缘生活”，极力想改变这种生活，就像全叔，一心想逃离山村，至于为什么要逃？逃往何处？逃出去之后是否能够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或者，无论是在“中心”还是“边缘”，哪种生活才是更值得过的生活？这些问题往往在逃离者挣脱边缘之前，是不会认真思考的。全叔和婶婶“去到一个繁荣的小镇”，并且如愿以偿“做了一名代课教师”，这就在形式上挣脱了边缘，但他后来当个体户“有了钱就喜欢吃喝玩乐甚至赌博”“要跟婶婶离婚”（第181页），充分表明逃离边缘并不是人性生活的终极目的，“故事，还没讲完”，还需要“一直讲下去……”（第180~182页）
第二，“边缘心理”需要成系列的与之对应的外在事物来确认并强化，最终促使小说人物做出选择。比如在公社集市的书店里，“狗仔”看中了一套三本的《星球大战》。选购这套“虚幻的故事书”（第165页），象征意味非常明显，因为这意味着他和伙伴们以前玩过的那些游戏——捅蜂窝、捕麻雀、捉蜻蜓、打水仗都显得落伍了，或者属于一个正在褪色的农耕时代。其实这些少年在买书的时候就已敏感地意识到：“我们村子之外的世界已经猛地发生着变化，抑或冥冥之中我们的生活已悄然改变？”（第165页）
在边缘心理中，少年们曾经乐此不疲的那些不需要多少想象力的游戏忽然失去了魅力，而在星球大战中，他们“一眨眼飞离地球，一会儿绕着土星，一会儿闪过太阳，一会儿穿越黑洞”，无边宇宙中大大小小的星球，“就像千千万万盏灯，璀璨夺目，神奇壮观。”（第165页）虚幻故事书《星球大战》，与省城广州出产的“五羊甜筒”（第164页）一样，虽然都能在边缘城市的集市买到，但这些许的吸引力与好像新大陆一样突然从东莞南部崛起的崭新城市深圳相比，只不过是再次印证了边缘城市的边缘心理罢了。
第三，“中心”与“边缘”的划分总是相对的，从“边缘”一端走到“中心”，逃离者们往往会发现失去的与得到的似乎一样多。肥灿去了香港，黑权去了深圳，大头球去了邻县做泥水匠，狗仔去了县中学，高强去了镇中学……无论世事如何沧桑人事如何变迁，所谓的“美”和“幸福”，都只是“一种角度”（第182页）。如果有人认定当年前往香港、广州、深圳的人注定比在东莞这些城市边缘的人更懂得什么是“美”和“幸福”，那只不过是另一种“角度”而已。就像书名所揭示的：“雨水打在鹅卵石上，溅起一朵朵小水花”，在阳光映照下，“像无数条彩虹，又像无数朵五光十色的花儿。”（第158~159页），关键在于观看者的心境和“角度”。
二、精神成长：从少年到青年的视角转移
《石头开满花》讲述少年成长，也讲述乡城蜕变。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也好比从乡村到城市的蜕变——少年淳朴如乡村，青年活泼如城市；少年懵懂如乡村，青年睿智如城市；少年常有恶作剧，青年稳健有担当；乡村狭隘有柔情，城市包容有气魄。这种时显时隐的对比，在香杰新小说中随处可见。
比如“我”（狗仔）对全叔的态度，以前几乎是无限的感激和崇敬，后来则变成不解和惋惜；肥灿和黑权以前是形影不离的密友，后来“为着江山和美人”（实际上是指财富和情感纠葛），却要进行一场“巅峰对决”；狗仔与雪儿纯真的少年友情，后来成了他们“步入婚姻殿堂”（第182页）的阶梯。所有的变化都是在少年到青年的视角转换中完成的，这些变化揭示了时代浪潮在山村少年身上泼溅的印迹，也砥砺山村少年完成各自的精神成长。只是这精神成长一如时代进步，并不总是稳步向前，而是常常曲折反复，甚至让人感觉“生活总是在捉弄我们”（第112页）。比如广东毗邻香港，在改革开放前香港电视台一度被视为“反动电视台”，改革开放后，“当原来的‘反动电视台’不再‘反动’”（第6页），大家都认为革命与反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告一段落的时候，实际上在很多领域这种或明或暗的斗争仍然在延续。
小说在全篇八章中专用一章（第五章）来写“巧巧老师”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少年的精神成长中，师者的角色和功能几乎无法估量，更无法取代。“不一样的巧巧老师”带给山村少年的影响显然超越了大多数“半教半农”（第90页）的当地老师，她代表着来自外界（县城）的一股革新思想——即面对不堪的现状，坚决“要改变”（第98页）。在她革命性的行动感召下，乡村小学实现了男女同桌、安装了电灯、教室里集体吃起了鱼粥、设立了图书角、排练起文艺晚会……但任何革新必然遭遇旧思想的抵制——针对巧巧老师的各种攻击也随之而来，举报她“不务正业”，“旁门左道”，“教娃儿偷家里的钱”，“唱资本主义歌曲”，“男女拉手”，“破坏民风”，“贻误子孙”……最终巧巧老师只得“不辞而别”（第112页）。
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巧巧老师所做的事无一不符合时代趋势，虽然中间也会遭遇艰难险阻。朝气蓬勃的少年一如奔涌向前的溪流，既会经历“旖旎风光”，也会经历“高山低谷”和“砾石险滩”（第112页）。香杰新通过含蓄的描写，表达了少年狗仔对巧巧老师的深切理解和坚定支持，也彰显了少年人独有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其实培养这这两种能力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它们建基于山村少年精神成长的直接经验，比如巧巧老师就算是说班级的成绩不好，听着也让人“非常顺耳，非常舒服”（第92页）；集体吃鱼粥既补充了营养，也“平添了意想不到的乐趣”（第100页）；为丽丽巧妙地掩饰她暗中“借走”（第110页）雪儿的白布鞋……总之，巧巧老师教育思想的核心“不是把桶灌满，而是把火点燃”（第101页）。一名能点燃少年爱、尊重与求知之火的老师，与那些攻击她的村夫渔妇比起来，少年人怎能没有自己的判断？
三、探问少年视界中的岭南精神
探问岭南精神，是当代各种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都汲汲而求的事。不同在于，《石头开满花》是从少年视界中看似不经意地闯入这个领地，为充实岭南精神的表达体系提供了少年版的文学案例。
（一）围墙的艺术。有没有围墙、围墙建多高？这关系岭南精神的具象表达。“有没有”区分了贫富，“建多高”体现了格局：“矮了，显得不气派”，“高了，大家就看不到里面的‘阔气’，那就等于白修了。”肥灿家有香港亲戚，家境“富裕”（第25页），自然要讲究围墙的“艺术”，“修得不高不矮。”（第27页）岭南固然比江浙更讲求实用，但并非一味实用，而是极其看重实用中透出的那点“气派”。生产队长光叔因为自家的房子没有二叔公家的高，就“结怨”（第16页）于后者，以至借机阻挠二叔公的儿子全叔担任村里的代课教师。
（二）色彩斑斓的少年。岭南的风土物事装点了少年视界中的斑斓色彩，这样的色彩从一开始就不同于文化单一型的地域，而是糅合了多元文化的质素，使岭南少年的精神成长折射出繁复而异质的光泽——从农业社会的蛇虫、田鸡、泥鳅、鱼粥、稻草墙、洋蜡灯和竹编器具，到公社集市的冰室、茶楼、小人书、糖不甩；从省城的五羊甜筒、不吃油的车、张悦楷讲古，到深圳特区的港商和股市；从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港币、香港糖果衣物、香港电视剧和明星海报，到老一辈所讲的“下南洋”故事（第61页），形成了一个以山村为圆心、以世界为圆周的精神成长圈层图。
“爷爷说，自打娃儿起，他就和二叔公等众人一道，跟着太公走香港谋生。那时候，香港只是一个破落的小渔村，大家可以自由进出。他们挑着自家种植的蔬菜瓜果，步行两天两夜，来到香港售卖。”（第61页）
在岭南少年的精神成长圈层图中，香港似乎与省城和县城一样，只是少年试图摆脱山村尺山寸水的朦胧的向往，至于究竟选择哪个方向，其实差异并不大。就像他们瞒着大人偷乘火车闯广州，虽然最后连市区都没进就被原路遣返，但意义非凡，因为这是一次“壮举”，是岭南少年“放养”的成果，既“没有花家里的钱”，又“四肢健全头脑正常地回来了”，因此大人们并不会真正责怪他们，而是唠叨一番就“各忙各的活去了”（第43页）。因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轻松意识到，这种无害的“放养”既体现了岭南精神的“实用”——享受不花钱的旅行，增长见识，又足以让大人和小孩在其他人面前抖一抖“气派”，就像黑权的叔叔和肥灿进省城被人另眼相看一样。
少年对界限的感知常常是模糊的，带着少年人独有的纯真无邪。毕竟“不论是工商学绅、贩夫走卒、歌姬名伶还是党徒盗匪，其在省港澳间的流动聚散，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都不会因为三地分属三个政权（指英、葡、民国）而有所限制。”而立场坚定、黑白分明则往往是文化过分成熟、世故、成人化的结果。山村里那些对于“猪狗牛羊”（第115页）之类的贱名丝毫不会反感的懵懂少年，在祖祖辈辈的叙述和纯真的生命冲动中，淡化了某些人为设置的界限，从多元文化糅合的独异背景中成长起来。不过终有一日，他们也会觉得这些贱名“土里土气”，直至变成“笑柄”（第116~117页）。《石头开满花》着力揭示这层独异的背景及其变异过程，细细铺呈在“狗仔”们的少年视界中，体现了这部作品独特的观照角度和社会学价值。
（三）走出村子就是世界。岭南少年精神成长的圈层并非象同心圆那样逐层铺展开去，而是一离开村子这个“圆心”，就是平等的世界。更直白地说，在许多东莞人眼里，并不会因为省城广州比香港更近，人们就更亲近广州；而靠近深圳北部的东莞人，在心理上更趋近这突然崛起的豪邻。这心理转换的机制既依赖地理，也不全依赖地理，关键看双方的实际“交情”如何。
改革开放前，陈残云的长篇小说《香飘四季》生动揭示了穗莞港关系。比如对东莞来说，广州的价值表现在：第一，提供粪肥和垃圾肥，销售农机和日用品；第二，较好的医疗条件；第三，活跃的、可供进城农民观赏的戏剧演出；第四，各色粤式美食；第五，不常见的城乡联姻，等等。相比之下，香港之于东莞的价值更为暧昧和单薄：第一，特殊环境下某些异类分子的逃亡（“逃港”）之地；第二，偶尔返乡的香港亲友团带回来的时新礼物和外方的消息。反过来看，东莞作为穗港之间重要的水陆要道，除了在一般政策意义上向周边大城市供应公粮（“光荣粮”）、许三财等人暗地里上省城贩卖鸡鸭和家里的存粮，其存在价值就更加稀薄了。
改革开放以来，东莞的外资大部分从香港、深圳涌入，以至靠近深圳的虎门、长安、大朗、大岭山、黄江、凤岗、塘厦的发展都快人一步，而靠近广州的西北各镇就明显缺乏来自广州的经济辐射。因此在向来讲求“实用”的岭南人看来，东莞与深圳、香港走得更近更符合现实原则，比如东莞的亲属经常需要到深圳与“香港佬”会面（第173页），而深圳证券交易所“数以千计的人，通宵达旦地在排队”（第172页），代表着改革开放后强劲的经济动能和财富吸力，把黑权这样充满梦想的年轻人都吸往岭南之南。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在“狗仔”不多的少年朋友中，肥灿去了香港，黑权去了深圳，大头球去了邻县，狗仔自己和高强留在本县读书，没有一个人去往省城。这是偶然，偶然中也隐隐透出几分必然：在改革开放后，“深圳速度”的光芒几乎掩盖了曾经一枝独秀的广州，也在客观上使“省港”（广州与香港）这个被广东人耳熟能详的“双城组合”成为历史，“省港”一词也逐渐被“粤港”取代，翻开了珠三角城市布局的新篇章。深圳这座凭借特殊政策起步，而主要靠着自由市场、科技创新与拼搏精神崛起的城市，更能代表改革开放以来的少年形象与岭南精神。
古人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对广东人来说，凡能经营处，皆为安乐乡。
（本文原载于《名作欣赏》2021年第6期）
（作者袁敦卫系东莞行政学院文化与社会教研部教授，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