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是一门针对风俗习惯、口承文学、传统技艺、生活文化及其思考模式进行研究，来阐明这些民俗现象在时空中流变意义的学科。我国的近代民俗学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时期是1918年至1926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及方言调查会时期。这是我国民俗学的发轫时期。第二时期是成立于1927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民俗学会时期。第三时期是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影响下，各地民俗学普遍发展时期。其中以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会最为重要，由该会编辑刊行的《民俗》周刊则是这一时期民俗学研究的最主要阵地，其学术成就也属领先地位，并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民俗学发展上，容肇祖、容媛、袁洪铭、刘伟民等东莞学人是我国早期民俗学研究学者。其中容肇祖更是奠基者之一，他对民俗学研究的极大热情，翻检典籍，实地调查，撰写了诸如《迷信与传记》等多种重要论著。在厦门大学，他参与风俗调查会；在中山大学，他出任民俗学会主席，负责《民俗》周刊的主编工作，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一批东莞学人研究东莞民俗，如容媛、徐麦秋、李荫光、袁洪铭、刘伟民、李建青、邓尔雅等。直到晚年，容肇祖仍然十分关心民俗学建设，与顾颉刚、钟敬文等教授联名，发出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为我国新时期民俗学学科的建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歌谣》让容肇祖走上研究民俗道路
20世纪初，随着列强的入侵，外来文化的渗透，以及大量留学生归国所带来的新思潮的冲撞，中华民族开始慢慢觉醒，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整个北京就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当时全国各个领域都有知识分子的身影，他们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让社会进步，比如当时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比如民俗学的研究等。
对于民俗研究，当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已有清醒的认识：民间文艺孕育、凝聚着一个民族的意识。比如1898年英国的贵族和学者创设了民谣协会，随后欧洲的德意志、法兰西、瑞士，以及新大陆上的美国都相继成立了同类性质的学会。东方的日本，政界和学界一起动手，搜集、刊印了《诸国童谣大会》《理谣集》等。在中国，不但没有一部比较像样的民俗志和民俗史著作，民间文艺还被人讥笑为“野人”文艺。
这种现象引起了从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的注意。1918年，被誉为全国文化灯塔的北大成立了歌谣征集处，由刘复、沈尹默、周作人、顾颉刚、江绍原等一批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所发起，并结集出版。1922年冬，刘半农主编的《歌谣》周刊创刊，周作人写了发刊词，称此为“隐藏着光辉”的“国民心声”。 正如新诗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开始，《歌谣》成了现代民间文艺运动的发端。
也就是在这一年秋，容肇祖与兄长容庚北上求学，容庚以一部《金石编》被北大破格录取，容肇祖则通过考试考取北大哲学系。这年冬天，容肇祖接触了刚创刊的《歌谣》周刊，这份刊物让容肇祖想起了儿时倾听奶奶和伯母讲民间故事的美好记忆，一下子就引起容肇祖的注意，并不知不觉成该刊物的一名热心读者，每周都要买一份来细细品读。基于中学时代就开始的阅读写作和投稿的习惯，容肇祖又慢慢地从一个歌谣的欣赏者，变成了一个歌谣的搜集者和创作者，时不时向《歌谣》周刊投稿。
1923年5月，容肇祖与张竞生等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组织了风俗调查会，他们是我国民俗学研究最早的发起人，并在顾颉刚等的带领下，对发出的一些风俗调查表进行调查。次年1月，容肇祖与顾颉刚、孙伏园、容庚等民俗学爱好者一道，对北京妙峰山的进香活动作了一次调查。这是我国现代民俗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一次学术活动，并用6个专号将其研究成果在《京报》副刊上发表，其中容肇祖的《妙峰山进香者的心理》是发表在5月13日第一个专号上的第一篇。这些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轰动，为推动我国早期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研究，从书本走向实际，从单一探索走向综合研究，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为民俗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地位
1926年，容肇祖被顾颉刚邀到厦大任教，次年被鲁迅请到中大教书。当时中大聚集了大批从北方逃难而来的学术名流，他与一些热爱民俗研究的教授在语言历史研究所下设立了民俗学会、举办讲习班，重新树立起民俗研究。顾颉刚任研究所主任，容肇祖任学会会长。当时的民俗学会会员几乎包括了语言历史研究所的所有教职人员。如傅斯年、顾颉刚、钟敬文、杨成志、刘万章等，甚至还有校外会员，如袁鸿铭、娄子匡、刘培之、容媛等。该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俗研究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此后十年间，厦门、福州、汕头、揭阳民俗学会的分设及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建立，为中国学术树起一个新的旗帜的时期。
1928年3月21日，该学会创立的《民俗》周刊，对中国近代民俗学发展影响深远。《民俗》周刊的前身是由董作宾与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艺》，容肇祖曾把他搜集的有关广州巫歌及东莞、顺德、台湾等地歌谣的材料发表在那里。改名后继续由钟敬文编辑，在内容上有了很大的拓展性，除民间文艺外，还有民俗材料的搜集和推介、学术研究成果。容肇祖的《德庆龙母传说的演变》《粤东笔记与南粤笔记》《北大歌谣研究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等略带研究性的文章都在这个时期发表。此后大约从第24期开始，钟敬文离开中大，《民俗》的组稿和编辑任务一下子都落在容肇祖身上。此时的容肇祖一方面要兼顾繁忙的教学任务，另一方面要保证《民俗》的按期出版，搞得他有点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但他却忙得不亦乐乎，在《民俗》上发表的文章也剧增起来，有近40篇。
由于历史客观原因，《民俗》有它自己的不足，如同钟敬文所说的，投稿的人投来投去就那么几个人，不仅没有专门的民俗学研究机构，民俗学会的成员都不是专门研究民俗学的，即使是容肇祖等人，也都是因个人兴趣或所学跟民俗有点关系而热心于民俗学。所以《民俗》上的文章研究性的不多，搜集整理有的也过于粗糙，甚至出现道听途说等被人诟病的情况。
对此容肇祖却很乐观，他认为，要使中国民俗学有所发展，比肩世界，不是一时三刻能做到的。他将《民俗》定位为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征集材料时期”，为日后纯粹研究做准备。为此，容肇祖和民俗学会其他成员做了各种努力，除了改良刊物，引导读者和研究者之外，他积极谋划出版各种民俗丛书，其中杨志成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民俗学问题格》，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刘万章的《苏粤的婚俗》，钟敬文的《台湾情歌》，萧汉的《苏州风俗》，周振鹤的《扬州的故事》等多种系统性研究、整理书籍得以出版，为现代民俗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地位。容肇祖的代表作《迷信与传说》也是这个时候出版的。
民俗学研究成果众多
容肇祖除编杂志外，还积极撰写民俗学术文章，《唐写本明妃传残卷跋》《故事之转变》《天后》《三界神考》《传说的分析》《二郎神考》等研究性文章都出现在《民俗》上面。容肇祖的这些研究性文章最大的特点是，多以引经据典及各种考证为论说的主要方式，在民俗学中又辅之以文化的、心理的、社会的各种解释，大体上都试图还原各种传说、风俗及典章故事的本来面目，在现代民俗学研究中颇为客观公正，且富有说服力。
容肇祖编辑《民俗》过程中遭到很多非议，甚至有人认为“民俗学”根本不能构成一门学问，尤其是顾颉刚离开中大后，民俗学会人才济济的热闹场面开始退温；1930年1月当时广州市社会局为破除人民鬼神崇拜的陋习，开始没收各街市“偶像”，容肇祖民俗学会物品陈列室的几百件物品，被当时的校长戴季陶限时悉数迁出。容肇祖一怒之下离开了中大，他的离开给《民俗》带来严重打击，其离开后不到两个月，《民俗》便于第110期停刊了。1932年秋容肇祖曾一度重回中大，《民俗》也一度复刊。但这段“回光返照”也只有两三个月时间，1933年秋因容肇祖再次离开中大，《民俗》在其第123期的时候，再次停刊。但此期间容肇祖先后写了《张子房归山诗话》《田章故事考补》《附西陲木简中所记的田章》《山海经研究的进展》《青冢志跋》等研究型文章，延续着他一贯的考证风格。
1936年9月，杨成志留洋归来，《民俗》再次复刊，但已经不是旧时模样了。从32开变成16开，周刊改季刊，内容转变为民族学、人类学……总之《民俗》周刊空欢喜一场，便绝望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不管怎样，在容肇祖等人创立和经营下的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的影响下，江浙、闽粤等地先后成立了多个民俗学会，尤其是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传习班学习过的许多学员，后来都成为中国民俗学、人类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而主持《民俗》周刊时期的容肇祖，发表了众多关于民俗的研究成果，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民俗学不可撼动的地位。
影响东莞学人投身民俗研究
从1922年容肇祖进入北大接触《歌谣》的那个冬天开始，他就不知不觉被引上了民俗研究和民俗文艺创作的道路。民俗研究是容肇祖走上学术道路的起点，其妹妹容媛的学术人生的起点同样是从民俗研究开始的，而引路人便是容肇祖。
1927年顾颉刚到东莞容家小住，容肇祖、容媛兄妹陪他逛当地的城隍庙；顾颉刚画了东莞城隍庙图，容媛作文说明。容媛在《东莞城隍庙图说》中说，“家兄（容肇祖）命我做《东莞城隍庙图说》，我素来关于迷信的事都不过问，怎么知道其详呢？乃请示于从姊，并参考所知的记载，解说如下，仓促草就，错谬必多，望阅者诸君教正。”从行文可见，容媛原本不太关心民俗，而刚开始参与民俗调查，就被兄长容肇祖命题作文时，内心是颇为惶恐的。而《东莞城隍庙图说》一文是容媛民俗文章的滥觞之作。
当然，容媛对民俗研究和写作的动力还来自《民俗》周刊，这也与容肇祖息息相关。因为《民俗》周刊是定期刊物，却无专职工作人员，稿源奇缺。容肇祖刚接手时也没有充足的稿源，只好把亲戚、朋友、老师、同学全发动起来写稿，容媛便是他最早的动员对象，她也因此成为《民俗》周刊的重要撰稿人。因为有撰稿的压力，容媛不得不深入研究民俗，尤其是故乡东莞的民俗，以采集撰稿素材。因此积少成多，颇有成绩，发表了多篇民俗方面的文章，如《东莞城隍庙图说》《钱树歌及尼姑问讯》《东莞槟榔歌》《槟榔的历史》等，这些如今都成了研究东莞乃至中国民俗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其中《东莞城隍庙图说》和《槟榔的历史》最为重要，均是很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尤其后者更是一篇很有深度的民俗学专论，包括槟榔的产地、种类、食用理由、食用方法、在婚丧礼上所用之习俗、功用、多食之害处、杂记、结论9部分，占《民俗》周刊共53个页面，资料丰富、考证翔实、文学功底深厚，分析能力极强。
在顾颉刚和容肇祖的影响下，容媛慢慢对民俗研究感兴趣，也喜欢上了写作，北上求职后又转向金石、考古、图书目录学等方面的研究上。在《钱树歌及尼姑问讯》一文中，容媛则描述了其对民俗研究态度的转变：“我从前未有研究民俗兴趣的时候，不见则已，如见乞丐拿钱树过门，不待他唱完，即给他钱挥之去，不然，则觉得非常的讨厌啊！现在受了顾颉刚先生和家兄元胎（容肇祖）的领导，无论什么事情，倘与民俗有关的，虽在繁忙之中，也要抽出些时间来写下。钱树歌虽然粗俗，也是民间的天然文艺。”
容肇祖在民俗上的工作和研究成果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一批东莞学人及学生研究民俗，特别是东莞民俗。除容媛外，还有徐麦秋、李荫光、袁洪铭、刘伟民、李建青、邓尔雅等。如：
袁洪铭（1909-1991）东莞茶山人。1927年顾颉刚、董作宾、容肇祖、钟敬文等发起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袁洪铭为该会校外会员，并致力研究东莞风俗，民间歌谣、谣谚、故事、传说的搜集与整理，民间文学作品的注释等工作，曾在《民俗》周刊发表《东莞生产风俗谈》《东莞婚嫁礼俗之记述》《嚷鬼与喊惊》《粤风补述》《东莞“手”的迷信》《自写在<水滴滴>之前》等文章。
刘伟民（1913-1974）东莞塘头厦人，民俗学者、历史学者，在民俗研究上，以婚俗研究颇受关注，著有《中国婚俗之民俗学的研究》《东莞婚俗的叙述及研究》等研究性文章。
参考资料：《容庚家族》《容媛略传》《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疑古后续:容肇祖与近代民俗学运动的离合》《我国民俗学运动中的女民俗学者》《民俗学者容肇祖》《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概况》《中山大学民俗出版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东莞风俗叙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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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撰文：沈汉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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