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11月5日，“容庚与东莞”大型系列展览之《吉金墨韵——容庚先生旧藏铜器全形拓片展》在可园博物馆开展，首次专题展示容庚旧藏全形拓片62件，重点呈现容庚在金石方面的鉴藏研究。据悉，1998年，容庚亲属捐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近千张（册）金石拓片。本次展览的62件作品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联合东莞市可园博物馆精选，分类释读拓片器物、题跋、印鉴背后的历史信息，呈现传统传拓技艺的艺术魅力，生动反映容庚的学术交游、鉴藏逸事、艺术意趣以及学人风范。
▲市民观看《吉金墨韵——容庚先生旧藏铜器全形拓片展》
据悉，为深入研究古文字和青铜器，容庚尤为重视金石拓片的研究与收藏。全形拓，是以墨拓和绘画相结合的手法，在纸面上表现器物立体形状的一种特殊传拓技法。容庚旧藏全形拓片，多拓制于晚清至民国，以商周至汉代的青铜器为主要传拓对象，拓工精良、品类丰富，且不乏陈介祺、周希丁、王秀仁等名家佳作，皆在本次展览有呈现。
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秘书长、该展览的联合策展人林锐表示，容庚颂斋旧藏全形拓片的传拓对象以吉金为主，尤以商周秦汉青铜器居多，品类繁多，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史料价值体现在容庚的收藏、学术交游和学术特点以及拓片本身的历史价值和名家拓工工艺等。学术价值反映在拓片中名家题跋多，学术含量高上。艺术价值体现在拓片本身的艺术价值、题跋的书法价值和作为特殊绘画题材的博古图的艺术价值等方面。
▲展览中展出的拓片
颂斋自珍，题跋记录一代学人风范
展览的第一部分“颂斋自珍”，主要展示容庚经手过的铜器的拓片。据了解，颂斋旧藏铜器近二百件，当中有商周至汉代的青铜器，也有历代金属器。展览中的昜儿鼎全形拓为民国时期全形拓的代表人物周希丁应容庚之邀请所拓。昜儿鼎是战国时期器物，原为清宫旧藏，在乾隆的《西清古鉴》中有著录。根据《容庚北平日记》：1928年于北京琉璃厂的古玩铺以50元价格购买入藏，同时买进的还有一方“三羊镜”和一方“得志小玺”，这是容庚第一次收藏古器物，也开始了他拓制全形拓的历程。
▲昜儿鼎
容庚旧藏拓片中名家题跋多，学术含量高上，观众可以从中了解容庚收藏故事，窥见其收藏和治学特点。容庚曾在北京琉璃厂式古斋以三百九十金购得这件商齿父己鬲与雍棫阳鼎，后因钱不够，将雍棫阳鼎以一百九十金转给罗振玉，自己以二百金购得此鬲。对此，容庚曾感慨，自己收藏都是节衣缩食所得，有时为了购得一件更重要的，不得不卖掉手中珍藏。尽管如此，容庚仍坚持力所能及地收藏青铜器。他在《颂斋吉金图录自序》写到，当时政局内忧外患，每有商周彝器出土或转让，政府没禁止，有识之士财力不可及，多流向海外。对此，他非常叹惜，为了收集保存、保护好文物，即便是抱残守缺，也是自己责任。话语之中充满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体现了容庚强烈的家国情怀。
再如，越王剑拓片及题跋也记录了容庚一段辗转的收藏故事。1931年，容庚在北京式古斋初得“越王剑”，剑上的铭文“戉王”二字为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鸟书，是金文中一种以鸟形作为装饰的特殊字形。初时容庚误以为“王戉”，理解为“卿王戉”而没有重视，将剑转让给好友于省吾。后经考证此剑应为“越王剑”而颇为后悔。1937年容庚得西周师旂鼎，于省吾十分感兴趣，于是以师旂鼎换回“越王剑”。1956年，容庚将越王剑连同其他古铜器共计95件全部捐献给广州博物馆，可见容庚根植于心的爱国情怀。
而从“丞不败利厚世杯”全形拓上的唐兰和商承的祚题跋可知，容庚收藏这件青铜耳杯的过程颇具戏剧性。1930年，容庚于北京琉璃厂购得此杯的一半，次年又以高价购得另一半，虽然器物仍有残缺，但铭文已然完整：“丞不败利厚世”。可见容庚收藏并不只为价值，更是为了研究和保存史料。顾廷龙的题跋引经据典指出“厚”通“后”，认为六字铭文是吉祥语。魏建功的题跋最具学术价值，他指出前人称该物为“羽觞”不够准确，应该称之为“杯”，铭文中的“丞”字意取双关，一通“承”，表达盛承之功用，二取长作丞意，六字铭文为吉祥语。补记又称，在一铜镜背面发现与之意思全同的铭文“长宜宫寿万年”。
该部分展览的展品及其题跋也反映那个时代学者风范。周成周戈原为商承祚所藏，后转让给容庚。戈上铸有铭文二字（戈名）。第一个字大家都释为“成”，但第二个字上，容庚释为“周”字。唐兰、商承祚、董作宾三位学者在拓片题跋中各抒己见：唐认为是“田”字；商称“予未敢遽定也”；董则支持容的观点。此拓片题跋记录了这些大学者金文考据与学术交流的一段佳话。再如周勺全形拓片题跋上，马衡和唐兰对其属性各抒己见：唐开始认为是勺，但后来根据《易经》的相关记载，认为应该是“匕”，类似如今的羹匙。马则坚持认为是“勺”，是用来勺酒的工具。
▲春秋越王剑全形拓片
名家秘藏，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展览第二部分“名家秘藏”，主要是陈介祺，周希丁、端方等著名金石藏家收藏过的器物的拓片。据悉，除了制作自藏器物的拓片，容庚也通过交换、购买等方式获得其他收藏家以及机构的拓片，他对吉金拓片的收藏远早于对器物本身的收藏。在容庚收藏的大量拓片中，有很多前辈收藏名家的藏品拓片，具有特殊的收藏与研究价值。
展览中的周毛公鼎全形拓片由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拓制，结构合理，浓淡相宜，艺术美感十足。毛公鼎为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近五百字，在已知青铜器铭文中为最长，历经陈介祺、端方、叶恭绰等名家收藏，此鼎为清代宫廷旧藏，曾著录在清乾隆年间编纂的清宫收藏古代铜器的大型谱录《西清古鉴》之中。
毛公鼎1843年在陕西出土，初期由陈介祺收藏。陈介祺去世后，其后人于1902年将鼎卖给两江总督端方。端方去世后，家道中落，毛公鼎被后人质押拍卖。1930年，叶恭绰为防止文物外流秘密收购后运回上海收藏。1931年5月，容庚在日记中记录叶恭绰邀请他写毛公鼎考释。由于日本人一直觊觎毛公鼎，抗日战争期间，叶恭绰嘱咐侄儿叶公超尽力保护毛公鼎，以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叶公超甚至因此被日本关押49天。后叶恭绰不得已将毛公鼎转让给一位名叫陈咏仁的五金业商人，并约定抗战胜利后交还国家。1946年，陈永仁信守承诺，将毛公鼎捐献给当时的国民政府，由南京中央博物院收藏。
汉陶陵鼎原为清代金石学家阮元所藏，全形拓的创拓者六舟和尚也曾为这件器物制作过全形拓。展览中的汉陶陵鼎全形拓片的布局接近六舟所拓，但拓工不及六舟细腻，在器物透视、细节衔接等方面都显得比较稚嫩，为晚清作品。
鄂侯驭方鼎是西周晚期青铜器，为陈介祺旧藏，展览中的鄂侯驭方鼎全形拓本也由陈介祺所拓。一些珍贵器物，往往很多来拓片索取拓片。为解决这个困扰，既省时省力，又能保护原器。陈介祺就先用木板摹刻出器物形状，然后直接在模板上拓制。这件拓片中的铭文是原器所拓，而器型部分是用陈介祺所制的模形拓制。拓本以淡墨为主，器身上锈斑都清晰可辨，是难得的全形拓精品。
对于汉器全形拓八屏，据《容庚北平日记》记载，该拓片是容庚1933年以12金购得。八屏中的器物为陈介祺收藏的八件汉代铜器。分别是：文帝甗鍑、十六年鍪、阳泉熏炉、温卧烛盘、池阳行灯、桂宫行灯、开封行灯、绥和元年雁足灯。拓本下方有大片空白，是留作题跋的位置。这是一套非常难得的全形拓，一是如此大尺幅的完整八条屏，在全形拓中较为罕见；二是拓工精良，反映了陈介祺全形拓的高超水平；三是屏中器物排列规整但位置都有所不同，且陈介祺的钤印位置也非常讲究，八条屏整体规整又有变化。
容庚也一直非常重视乡邦文献器物的收藏、保护与研究。展览中的战国成固戈拓片中原器物是广州白云山出土的成固戈。在容庚的《颂斋吉金图录》著录有一件成固戈，与此件器物形制一致，铭文刻于同一位置而笔画略有差别。容庚在《颂斋吉金图录》中提到：“广州白云山出土凡数器，友人商承祚、关藻新各得其一，余收入《汉金文录》中。廿一年秋南归，获此于广州府学东街古玩肆。南天金石贫，得此良不易也。”
▲王雪涛补画全形拓
珠联璧合，妙笔补景鼎生花
在全形拓发展过程中，出现有三种不同的拓法：一是翻刻拓，将器物图形及花纹先刻在木板、石板或草纸板上，然后拓印；二是分纸拓，对器物局部用小张拓纸分别拓制后，再加以拼贴成整器图形；三是整纸拓，经过多次的上纸、扑墨、挪移，将器物全部的立体形状及花纹完全在一张纸上拓制完成。全形拓集铭文、纹饰、器形于一纸，真实、细致、准确地再现传拓对象，表现出古朴、不饰雕琢的审美意趣。展览的第三部分“珠联璧合”，主要是民国期间王雪涛、罗复堪、汪吉麟等名家在全形拓上补绘的画作，即全形拓补景。
展品中的王雪涛补画四屏全形拓片（4件），为一代立体拓名家周希丁所制，中国现代著名小写意花鸟画家王雪涛于1943年补花。这种将青铜器拓片与绘画结合的作品，颇具创新，古朴之中带着清丽，文雅气息浓郁。
此外，还有罗复堪补景拓片、汪吉麟补景拓片、邱石冥补景拓片等。其中，罗复堪是广东顺德人，著名诗人、书法家，有“现代章草第一人”的美誉。容庚在北京时与其有较多交往。汪吉麟是京津画派知名画家，尤其以擅画梅而著名，展览中其补画景的两件都是以梅补景。邱石冥曾师从齐白石，擅长中国画，他创建了北平京华美术学院，并与容庚一同在此任教。展览中有两件作品均由周希丁所拓、邱石冥补景的作品。
据悉，全形拓补景流行于晚清流行，在彝鼎器物全形拓上补绘一些花卉、蔬果的艺术表现形式。这是受传统博古图、清供图等绘画形式的影响。容庚说过：“全形拓本之长处，在能依原器之大小，使形状花纹展现于纸上。加以题识，补以花卉，即成一轴最佳之美术品。”从此可以看出，补景是对全形拓的一种再创作，画家充分结合全形拓中器物、拓工及墨色的特点进行创作，从而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容庚艺术交游广泛，常邀王雪涛、罗复堪、汪吉麟、邱石冥等画友补绘全形拓片，留下不少佳作。
此外，该展览中策展方还精心设置了结语部分：《商周彝器通考·拓墨》。《商周彝器通考》是容庚重要的学术注重，书中专辟一章“拓墨”对全形拓拓制方法进行阐述。由此可见，容庚对金石拓片的研究与收藏的重视，而其重视的根源则在于更好地深入研究古文字和青铜器。本次展出的62件全形拓片，虽然从数量上看不多，但通过解读拓片器物、题跋、印鉴背后的历史信息，足矣呈现全形拓技艺的艺术魅力和生动反映容庚的学术交游、鉴藏逸事、艺术意趣及学人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