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李炳球老师的学宫篇后，在古代的学校教育体系中，仅剩社学、义学尚未介绍，因相关文献资料记载不多，尤其是义学，本文特将社学、义学合在一篇加以推介，希冀让广大读者对东莞古代学校教育体系有一个全面、立体的了解。
社学、义学，虽有公、私之分，但都承担着基层启蒙教育的重任，是官学的补充，在普及教育、兴贤育才，乃至“防寇防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学俊秀许补儒学生员
社学始设于元代，是元、明、清时期地方官奉朝廷诏令在乡村设立的公立学校，相当于地方小学。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朝廷颁令：凡各县所属村庄，以五十家为一社，设社长一名，并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施引教化，农闲时令子弟入学，以教劝农桑为主要任务。
明承元制，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在乡村广泛设立社学，令社学得到进一步发展。明洪武八年(1375年)，诏有司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其教读有经明行修者，许推择署儒学教事。洪武十六年(1383年)，复诏民间立社学，有司不得干预。洪武二十年(1387年），令民间子弟读《御制大诰》，又令为师者，率其徒能诵《御制大诰》者赴京，礼部较其所诵多寡，次第给赏，又令兼读律令。
明正统元年(1436年)，令各处提学官及司、府、州、县官，严督社学，不许废弛。其有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社学中的俊秀许补儒学生员的规定，把社学与府、州、县儒学衔接起来，形成社学——府、州、县学——国子监三级相衔接的学校教育体系，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创办社学和民间子弟踊跃入学的积极性，有力促进了明代社学的发展。
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再次明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访保明师，民间幼童年十五岁以下者，送入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
显然，明朝统治者大力发展社学的目的在于推动社会教化，从小培养安分守己的良民，以便于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
明代东莞社学兴盛
据【崇祯】《东莞县志》卷三《学校志》载，明代东莞共有14所社学，即圆沙社学、西城社学、览秀社学、樟村社学、万家租社学、篁溪社学、大汾社学、水南社学、茶园社学、凰涌社学、石冈社学、菉兰社学、厚街社学、梧山社学。
这14所社学，广布各地，包括莞城、东城、万江、南城、石碣、茶山、中堂、石排、厚街等，大多直接以地名来命名。部分社学由庙宇改建而成，如西城社学在圆明寺旧基、大汾社学在旧大王庙、茶园社学在旧雁塔寺。
14所社学中，规模最大的是茶园社学。明前期，广东社学处于草创阶段，见诸记载者极为稀少，而茶园社学就是其中之一。【民国】《茶山乡志》有载:“正统三年，茶山迁社学即铁炉岭雁塔寺为之。吾乡社学，初在北门邱氏祠侧，今将铁炉岭雁塔寺改作焉。”可见，在明正统三年(1438年)以前，茶山已创建社学。迁建后的茶园社学，建制颇具规模，“一连三座，有两房、天井，大堂格木串柱、天阶左右两廊，头门内外长檐，有照壁、有仪门……上座土地祠，下座厨房、厕所，地基广长计共五亩二分七厘八毫，无税。社学后另有荔枝一园，共树十余株”，可谓明代前期广东社学的代表。
明代大儒陈献章的弟子袁晖就曾任教于茶山社学。袁晖是东莞茶山人，曾以擅治香柜而名重一时，因其家贫好学、学业精进，得到了陈献章的称许，被其收为弟子，从学于江门。后辞归故里，“以孝友仁让教乡闾，一时俗为之变”。
据《潢涌村志》记载，明代后期，潢涌兴办凰涌社学，计地四分一厘四毫，前后厅各三间，左右廊各六间，厨房一间，号房两间。
东莞现存的碑刻中亦有关于明代社学的相关记载。据清光绪元年(1875年)所立的《重光社学重建碑记》（位于万江小享社区重光社学）记载，“忆我屯重光社学之始建也，盖自明洪武定鼎初年，我屯列祖身履戎行，随同永嘉侯朱亮祖、征南将军廖永忠平定东粤，以功授职，世官斯土，镇守白市茫洋，屯戍蒲门要地。厥后聿来胥宇，建兹社学，将讲武之暇为修文之所。”可见万江梁下屯自明初就创建了重光社学，且一直延续到清代。明代以来，梁下屯“蝉联乡荐，代不乏人”，“说者谓此一屯之兴盛，亦藉社学而获益也”。
社学经费来源，主要是学田收入，亦有官吏或是乡人捐置，如厚街梧山社学由“里人王瑚倡义建，又众捐置赡书田三十亩”。
明朝末年，政治文教废弛，社学也逐渐衰败，名存实亡。茶园社学至明末也是“虚有其名，等于告朔之饩羊矣”。
清代社学沿袭明制
清顺治时期，社学逐步恢复发展。为了鼓励办社学和入社学，清政府对社学师生给予优厚待遇。顺治四年(1647年)，建立社学，择民间子弟，授以《小学》《孝经》。顺治九年(1652年)，令“每乡置社学一区，择其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补充社师。免其差役，量给廪饩优赡。提学按监日，造姓名册，申报查考。”
康熙九年(1670年)，令各地设社学、置社师，规定：“凡府、州、县每乡置社学一，选择文艺通晓、行谊谨厚者，考充社师，免其徭役，给饩廪优赡。学政按临日，造姓名册，申报考察。”
雍正元年(1723年)，朝廷重新审定各州县设立社学之例，“旧例各州县于大乡巨镇各置社学，凡近乡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下有志学文者，令入学肄业。至是复经申定，将学生姓名造册申报，学正按临时，如有能文入学者，社师优赏；若怠于教习，钻营充补者褫革（除名革职）。”
据《粤大记》载，嘉靖初年，广东提学副使魏校毁淫祠，立社学，“大毁寺观淫祠，或改公署及书院，余尽建社学”“教童生虽以经书，然三时分肄歌诗，习礼演乐”，结果“风俗为之丕变”，“自洪武中归并丛林为豪氓所匿者，悉毁无遗。僧尼亦多还俗，巫觋不复祠鬼，男子皆编为渡夫。”
魏校《檄郡县立社学文》曰：“广东淫祠，所在布列，煽惑民俗，耗蠹民财，莫斯为甚。社学，教化首务也。久废不修，无以培育人才，表正风俗，怵然于衷。合行委官亲诣各坊巷，凡神祠佛宇，不载于祀典，不关于风教，及原无敕额者，尽数拆除。择其宽敞者改建社学，仍量留数处，以备兴废举坠，其余地基堪以变卖，木植可以修造者，收贮价银工料在官，以充修理之费。实为崇正黜邪，举一而两便者也。”
不得不说，这是一项非常大胆的移风易俗的改革。魏校还要求社学老师的教学“后文先行”，把德育教育放在首要地位。
东莞在明代已建有14所社学，至清雍正以前，数量并未有增加。据【雍正】《广东通志》和【雍正】《东莞县志》记载,东莞社学仍为14所，在广州府各县中排名第五。雍正以后，东莞新建社学9所，有的为当地乡绅捐建，如步徽社学为嘉庆年间邑人张梦梅、卢万里等建，靖康社学为嘉庆举人谭然倡建；有的为地方长吏倡建，如上溪社学为康熙年间南海卫守备陆震所建，竹溪社学为道光年间知县仲振履倡建。
清沿明制，社学与府、州、县儒学在学制上纵向衔接，凡在社学中肄业者，学业成绩优秀，经考试可升入府、州、县儒学为生员，继续深造。
古代先贤的社学教育思想
相较于元朝，明朝的社学在教学等各个方面更趋成熟。洪武十六年(1383年)，对社学教师有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其经断有过之人，不许为师”，儿童入社学，要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然后学习经、史、历、算等知识，且在举止礼仪、学堂纪律等方面都有具体要求。
明王守仁（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所撰《社学教条》，强调了儿童教育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并对社学教学方式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如主张教学要顺应儿童性情，激发儿童学习兴趣，根据儿童心理特点进行启发诱导，“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主张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这是明代比较系统的社学教育规条。
明吕坤（明代文学家、思想家，被誉为明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之一）所撰《社学要略》，亦对社学教育提出相关要求。如要求选择良师，“今选社师，务取年四十以上、良心未丧、志向颇端之士”；要求父母送孩子入学，“子弟读书，大则名就功成，小则识字明理，世间第一好事……掌印官晓谕百姓，今后子弟，可读书之年即送社学读书。纵使穷忙，也须十月以后在学，三月以后回家。如此三年，果其材无可望，省令归业。”
“尝谓士之立身，德行为本，文艺次之，大本不端，虽有词华不足观矣……兹龙川陈子恪辈来从受学，谨以所闻于昔者，厘为条约以示诸生，大率遵守孔子先行后文之意也。”《南城探源》一书中则载有东莞明代举人李秉同主持篁溪社学时制定的《篁溪社学训规八条》：一曰笃信以立志，二曰主敬以收放心，三曰讲学以开聪明，四曰实践以成德，五曰明伦以敦本，六曰率礼以善俗，七曰劝勉以长善，八曰箴规以鲜失。
其中，“实践以成德”尤为值得称道，强调了学以致用，“古人有云：知取一字不如行取一字。盖学而不行犹不学也，讲贯既精，知识日广，谓宜反之于身，精思而力践之。凡视听言动，皆须随处体认天理，庶几真积力久而万善皆充。故曰实践以成德。”
此外，《篁溪社学训规八条》还对每月的会讲、会文时间与要求作了规定，如会文在每月初九、十九、二十九日举行，“凡会，卯初集，酉初散。得题之后各宜闭目潜思，细味题意然后下笔。立意欲高而完；措词欲雄而畅；格局欲宏而古；对仗欲整而严，是不徒文字之工兼亦敬事之意。”
这些古代先贤的社学教育思想，大体还是比较合情合理的，也并不呆板苛刻，有些主张对如今的教育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天培与虎门义学
除儒学、社学、书院、私塾外，古代其实还有一种免费学校，其招生对象主要是贫寒子弟，即义学。《新唐书·王潮传》有载：“乃作四门义学，还流亡，定赋敛，遣吏劝农，人皆安之。”清王韬《征设乡义学序》云：“义学者，即以补官学之所不及。”清康熙年间，“令各省府州县多立义学，聚集孤寒，延师教读”。可见义学的主要职责是教化民众，是官学的补充。因清政府鼓励开办，以广文教，彼时义学盛行。作为一种地方基础教育，义学给那些家境贫寒的学子提供了就学的机会，对于普及民间教育和从社会下层培养人才起到一定作用。
义学，又称义塾，多由官员、地主、富商出资开办，也有义学置有田产。据【民国】《东莞县志》记载，清代东莞有三所义学：一是道山义学，在凤凰台之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知县马逢乐倡建；二是宝安义学，在德生桥之东，为宝安书院的前身，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知县郭文炳捐俸银一百二十两修建，“前作大门，中建讲堂，旁列斋房”，岁聘人士为师督课；三是四城义学，嘉庆元年(1796年)知县彭人杰创建，并筹拨牛侧沙租银一百六十两充延师修补。
东莞义学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创立的虎门义学。“治世以文，戡乱以武，有文事也必有武备焉。粤自上古，凡有国家者，未有不揆文奋武、两途并重者也。”关天培在其撰写的《创立虎门义学记》石碑（现藏于鸦片战争博物馆，立于清道光十八年，即1838年）中，详细阐述了创立虎门义学的原因，称虎门为“粤海要疆、省城屏翰，处全洋之冲要，当江海之咽喉，一水相联，万帆云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重要，因而“崇尚武略”。
“盖人不读书，则不能深明义理。心镜欠明，则智谋不广”“凡各直省有州县治者，靡不设立学校及夫家塾义学，遍诸闾里，风淳俗美，礼让兴行”……弃学从戎的关天培，“虽驰驱鞍马，涉历波涛，闲则钻研书史，曾未尝一日忘也”，深知读书的重要性，“惟念虎门一寨，离县治稍远，向止讲求武备，而未暇及乎文章，故于古今圣贤之学，咸置不问……任令诸弟子逸居无教，予甚惜焉。”
于是，关天培设立义学，致力于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筹设义学于武庙之东西两楹及后殿闲屋，又将中军衙门官厅余屋，一律修整，分为五塾。捐备束脩（教师报酬），延师授业，示招寨垣内外弁兵（清代低级武官及兵丁的总称）子弟，各于所居近便处所，咸来就学。戊戌春，创造万寿宫，既成，复移义学三塾于宫之外屋焉。”
义学开办后，成效显著，“计自乙未（1835年）春开学以来，迄将四载。每于公余之暇，过其门，即闻诵读之朗朗。人其室，且见举动之彬彬。噫，变化气质，非复昔日之顽皮子弟矣。”
对虎门寨诸弟子寄予厚望的关天培，担心“日久而义学废”，于是“勒石志之，以告后之君子”。
从“修文”到“讲武”
清嘉庆道光时期，国势渐衰，社学、义学的界限也逐渐模糊不清，有义学、社学改署书院，亦有自设家塾称书院者。社学的性质也有所转变，不再是单纯的教学场所，逐渐发展成为文会、讲约和议事之所，即举行聚会赛文、士绅宣讲和乡民议事的地方。如竹溪社学，“盖兴学育才、乡绅集议，胥聚于此”。
道光年间，社会动荡，局势混乱，以至于有的社学不仅修文，而且还要学武。如西北隅社学，因在清道光年间发生过劫掳事件以及后来的红巾军起义，社学子弟“有事则讲武，无事则修文”，担负起“防寇防夷”的责任。
在广东，每当地方有事，当地士绅常利用社学来举办团练。说起发生在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三元里抗英事件，有专家学者认为，当时103乡的群众之所以行动如此迅捷整齐并最终取得胜利，关键就在于当时广州周边农村中有不少社学，103乡的群众都是以一个个社学为组织加入抗英斗争。
主要参考资料
- 【崇祯】《东莞县志》，（明）张二果、曾起莘著，杨宝霖点校；
- 【康熙】《东莞县志》，（清）郭文炳编；
- 《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民国东莞县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 【民国】《茶山乡志》，袁应淦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0；
- 《东莞历代碑刻选集》，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明代东莞教育兴人才盛》，杨宝霖，《东莞城市历史文化特色与价值研究》（P241-256）；
- 《东莞古代史》，谌小灵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 《东莞明代科举文化》，李宁利、彭劲松著，文物出版社，2018；
- 《南城探源》，东莞蚝岗遗址博物馆编，马小其主编，科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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